都是當代城市亟待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的產生與城市規劃的合理性、各方利益的分配、建設的違章性都有關系，這就要求城市問題的分析及解決必須從規劃到建筑、從政策到利益等各方面入手，單一片面的解決方案會收效甚微．城市建設給建筑帶來了展示自己的機會，也給建筑帶來了城市性問題．首先，在城市建筑高密度化，城市進程加快的過程中，對于不適應城市區域的舊有建筑進行了瘋狂的拆除，將其看作是阻礙城市發展的痼疾，而忽略了城市文化的保留．其次，舊文化肆無忌憚的破除過程中，新類型新標志的建立問題隨之產生．在找不到文化寄托的情況下，一棟棟“奇奇怪怪”的建筑(見圖1)樹立起來．同時，也有經濟利益問題，開發商為了地產經濟效益的最大化，會盡可能的減少設計和施工周期，建筑質量也就隨之下降．在這當中，公共空間的面積做了近可能的壓縮，商業地產占據了每一個區域，公共空間偏安一隅．建筑強硬的置入過程，也同樣帶來了區域和城市問題．大體量的建筑拉大了街區間距，阻斷步行系統，人們為了繞過建筑不得不行走更遠的距離．建筑介入城市過程中遮擋了活動場所所需的陽光日照，擾亂了局部的氣流，遮擋了景觀視線．這就要求我們要找到城市與建筑的關系，在建筑進入城市過程時關注城市問題，緩解和解決城市問題．2城市與建筑的關系在城市化進程當中，人是文明進步的主體，作為人類庇護所的建筑被置于城市當中，在某種程度上作為文明的標志．從古典到現代，建筑作為城市的基本元素以及城市特征的標志，與道路、景觀等組成了城市的基本形態．建筑與城市，在功能上是連續的統一體，在空間關系上是尺度不同的空間漸變，在形態上是建筑形式及其他元素的疊加而形成的整體城市意象．建筑是城市功能分區、控規實施和道路聯系的重要元素．在現代城市規劃方法上，會將城市劃分為不同的功能區，功能區的動態組合豐富完善了城市功能．建筑則在城市控制性詳細規劃下有條不紊的進行著，最終不同使用功能的建筑按部就班的豎立起來提供了人們的生活和工作環境，同時也組合形成了城市人文及生態環境．道路將不同功能的建筑串聯起來，也串聯了城市廣場、公園綠地等公共活動空間，串聯起了人們的活動場所，串聯起了人們瑣碎的生活，形成了城市的整體文化氛圍．凱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中將城市物質內容總結為道路、邊界、區域、節點和標志物(見圖2)，這五個元素構成了城市環境．其中建筑可以是節點或是標志物，也可以組成區域，通過道路的串聯與邊界的框定構成城市整體．建筑是城市空間尺度漸變中的重要環節．在城市環境中由城市到街區，再到街道與建筑，是一個空間尺度不斷漸變縮小的過程．因為有了這樣的活動空間的漸變，使得我們不至于感到尺度失調，也不容易在城市空間中迷失．根據不同使用要求而設計不同尺度的空間，無論對于建筑還是城市都是必要的，但在城市當中由于受到日照間距、歷史建筑、經濟利益等的影響使得某些空間產生了尺度失調，我們可以通過景觀手段來調節或壓抑或空曠的氛圍，形成由建筑到城市的空間漸變．建筑是城市形態類型實現的構成元素．在建筑及城市形態方面，阿爾多?羅西提出了類型學(見圖3)的觀點，他認為:“類型學已經成為廣泛分析建筑運動的重要方式，在城市層面上可以更好的總結它的特性”，類型學能很好地“橋聯城市和建筑比例之間的溝壑”．通過對類型的選擇，可以組成統一的城市整體，這種類型選擇不僅僅是形式風格方面，也包括功能、空間、結構等等．類型學建立的城市建筑的形態聯系，可以幫助我們總結建筑形態特征，“閱讀”城市歷史．協調統一的建筑設計，從體量到細部和諧選擇，使城市形態更易“閱讀”，使人們對城市產生了更深的城市意象．3國外從城市入手的建筑設計策略既然城市與建筑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那么在建筑設計中對城市的分析和關注就十分必要．從雷姆?庫哈斯的OMA到UＲBANUS都市實踐，從阿爾多?羅西到崔愷本土設計研究中心，在建筑中都關注著城市的各個方面，前者從多城市結構與社會經濟出發，后者則更關注城市形態和社會文化．從城市社會學入手的建筑設計策略．庫哈斯在建筑設計思考過程中經常不順著建筑學既定理論框架進行思考，而是在對城市的認識過程中，從社會學角度入手，一切社會現象及社會問題都納入了其對建筑學的反思當中．他通過對城市經濟、文化、歷史的分析研究，找到影響建筑設計的因素，以建筑設計場地為中心對問題影響情況進行總結，從而找到問題的關鍵點．對城市問題的分析，不僅找到城市環境需要提高的點，通過與建筑場地的聯系也找到了建設項目需要解決的問題和可影響點，如將建筑作為公共活動中心提高區域活力，或作為形態要素喚起城市文化意象．雷姆?庫哈斯曾在采訪時說過:“我們設計的每一項建筑都已經超出了其原本的要求范圍，我們總在試圖發現一些潛在的價值．比如我們在倫敦設計的Ｒothschild銀行大樓(見圖4)，我們發現，如果將這棟大樓抬離地面，就能很好地展現倫敦的過去．”從城市建筑歷史入手的建筑設計策略．阿爾多?羅西則把目光投向了城市建筑的歷史，他認為在做設計時應注重對城市建筑歷史文化的研究，分析城市歷史元素．他在《城市建筑學》中提到:“我們稱這種具有支配屬性的城市元素為主要元素，因為他們以一種永恒的方式參與了城市的歷史演變，并且通常等同于構成城市的主要建筑體．從位置和建設的角度看，這些主要元素與區域，經久布局和建筑物以及自然和人工建筑體相結合，構成了城市有形結構的整體．”4國內從城市入手的建筑設計策略UＲBANUS都市實踐是由王輝、孟巖和劉曉都主持的國內建筑設計團體，事務所設立之初就立足于城市問題之上，希望通過對當代城市問題多視角的思考，通過對城市化辯證的批判，找到解決城市問題的方法和手段．從國外到國內，從紐約到深圳再到北京，UＲBANUS都市實踐分析了國外案例和經驗設計，同時強調了“當代性”和“中國式”．在實踐過程中，無論是城市地標、文化廣場還是改造更新，UＲBANUS都市實踐都是從社會觀察入手，從具體的城市背景和城市立場出發解決設計問題．從早期的深圳羅湖公共藝術廣場，到最近的前門胡同的保護設計工作，始終是從現有的城市條件入手，同時關注社會經濟與城市文化，而非忽略中國式的當代環境或是隔離文化歷史．UＲBANUS都市實踐提出了兩種應對城市問題的策略:城市介入和城市填空，是兩個不同的進行批判性實踐的方式．“城市介入(UrbanEngagement)”是指建筑師一旦獲得了能夠參與項目的策劃權利時，如何積極地把握這樣的機會，去承擔一個策動者的角色．這是當建筑師在設計工作中獲得了一定的話語權和影響力時，他會有意識的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主動的對城市發展提供策略與影響．“城市介入”不僅僅表現在城市層面上，更是作為一種實際策略浸透在UＲBANUS都市實踐的單體及景觀設計當中．UＲ-BANUS都市實踐從2004年就開始對深圳城中村進行研究，城中村在某種程度上對深圳的城市化迅速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在大芬美術館項目(見圖5)中，UＲBANUS都市實踐希望介入到大芬村當中，發現大芬村蘊涵著巨大機遇．大芬村是深圳著名的油畫產業村，村中遍布油畫復制品的作坊，被視為一種低俗的藝術．UＲBANUS都市實踐通過促成當代藝術的介入，通過大芬美術館將周邊的城市肌理進行調整，使日常生活、藝術活動與商業設施混合成新型的文化產業基地．“城市填空”則是指建筑師如何在被其他人忽略的角落里去尋找對城市有意義的機遇．“城市填空”是在城市的相對下游層面的邊角料中挖掘城市亮點，用有意義的建筑或公共空間來填充和改變這些城市空間．以深圳羅湖公共藝術廣場(見圖6)為例．場地在羅湖最緊密的片區里混合了居住、商業、酒吧等多種功能，環境嘈雜，原為露天停車場．通過與城市規劃部門共同制訂項目定位和經營策略，使項目發展成了一個區域的文化中心，包括了室外廣場、室內藝術畫廊、書店、藝術酒吧、藝術家工作室及半地下車庫．設計策略是引入同周圍的城市內容具有差異的設施與空間形態，用以激發當地城市居民新的生活狀態．在一片繁華的商業空間內引入文化藝術廣場，將其作為休閑觀賞綠地的同時，也作為一個生動的城市生活舞臺，一個公眾觸摸藝術的界面．5結論分析社會結構與經濟發展，研究城市歷史與文化形態，運用“城市介入”和“城市填空”等方式，建筑積極的進入了城市當中，緩解了城市問題．應通過對人們生活的城市的關注，分析城市問題，找到城市與建筑的聯系，將建筑作為環境的參與要素、功能的聯系要素、活力的激發要素，用建筑緩解甚至是解決城市問題．無論在未來城市發展速度繼續加快還是有所放緩，無論城市問題是否得到緩解，我們都不能隔離建筑與城市的關系，都應把建筑當成城市的積極要素進行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