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仍處于起步階段的地區很少，60%的省(區、市)聚集在發展和追趕階段，部分地區有望成為新秀。總體而言，數字經濟頭部五省(市)與其他地區的差距仍然很大，各省(區、市)所處的數字經濟發展階段分布呈從尾部向中部集聚的趨勢。2020年，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肺炎疫情迅速蔓延，給經濟發展和社會生產帶來了巨大影響。負面影響的背后，新的經濟增長點逆勢而生，數字經濟在危機面前特有的韌性和免疫力極大彰顯，成為助推地區經濟復蘇的關鍵抓手。近日，賽迪顧問發布了《2020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指數》(DEDI以新形勢下區域數字經濟發展的新格局、新特點、新動力為重點，對全國31個省(區、市)數字經濟發展進行了全面評估和分析，為疫情后時代各地區建設數字經濟關鍵優勢提供了路徑參考。位于平均水平以上的10個省(市)數字經濟產業研究中心，遵循系統、科學、可操作、可比較五個基本原則，從基礎、產業、融合、環境四個關鍵維度，10個核心指標，41個細分指標，對全國31個省(區、市)(不含我國港澳臺地區)的數字經濟發展進行評估，以更準確、更全面地反映當前中國各地數字經濟的發展水平和階段性特征。從整體結果來看，2020年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指數(以下簡稱DEDI指數)平均得分為29.6.其中10個省(市)平均水平以上，前5個省(市)與2019年相同(僅浙江與上海的排名互換)，中國數字經濟總成員基本穩定，其中廣東省連續4年位居全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第一。分布呈現出從尾部向中部集聚的發展階段，從尾部向中部集聚，躍升難度逐漸增加。根據DEDI指數，我國各省(區、市)的數字經濟發展可分為起步、發展、趕超、新秀、引領五個階段。從起步到引領，數字經濟發展每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向上跨越的難度就會增加。目前，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仍處于起步階段的地區很少，60%的省(區、市)聚集在發展和追趕階段，部分地區有望成為新秀。但是要實現從新秀到領導的躍升，難度突然增加，再加上追趕者的趕超勢頭強勁，或者面臨逆水行舟的局面。總體而言，數字經濟頭部五省(市)與其他地區的差距仍然很大，各省(區、市)所處的數字經濟發展階段分布呈從尾部向中部集聚的趨勢。在區域分布上，三大核心區域優勢突出，西部地區迎來機遇。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具有突出的區域集聚特征，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成為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區域核心。一方面，由于三地經濟基礎優越，虹吸效應顯著，可以為數字經濟的發展提供充足的人才、資金等資源保障；另一方面，三地扎實的產業基礎也為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融合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總體而言，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尚未打破胡煥庸線。但與2019年相比，2020年有8個地區DEDI指數排名上升，其中陜西、廣西、云南、甘肅、內蒙古、新疆六省(區)位于中國西部，西部地區正在擁抱數字經濟發展紅利，努力在新的軌道上取得突破。未來，隨著新型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和普及，數字經濟將進一步突破地理條件的限制，改變中國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和資源配置模式，為縮小東西部差距注入新的動能。在產業焦點上，數字牽引區域空缺，數字產業化亟待加碼。不同地區數字經濟發展的驅動力和競爭優勢不同。基于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的發展程度，各省(區、市)數字經濟產業的發展可分為潛力型、集成升級型、數字牽引型和均衡型四種。廣東、山東、湖北等11個省(區、市)均衡，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均高于平均水平，數字經濟產業發展最充分；安徽、河北、重慶三省(市)產業數字化發展水平遠高于數字產業化，屬于整合升級型；其他17個省(區、市)的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發展水平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產業潛力亟待挖掘。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國尚無數字產業化發展水平顯著優于產業數字化的數字牽引型省份；從四大一級指標來看，基礎指標、融合指標、環境指標平均值均高于DEDI指數平均值(29).6)代表數字產業化發展水平的產業指標平均值(24).6)明顯低于DEDI平均指數。近幾年來，我國依托雄厚的制造業基礎，在產業融合發展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產業數字化成果喜人。但是，作為數字經濟持續增長的內生動力，數字產業化的發展水平略遜一籌，未來的發展過程需要更多的投資和關注。在基礎指標上，傳統數字基礎設施趨于成熟，5G等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前景廣闊。基礎指標方面，新型數字基礎設施指標標準差高于傳統數字基礎設施，固定寬帶、4G隨著網絡和互聯網的廣泛普及，傳統數字基礎設施在區域之間的差距不斷縮小，各地區的建設水平趨于成熟，改善空間逐漸縮小；然而，中國新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差距很大，各地都在努力。G、數據中心等均處于加速布局階段，未來仍有廣闊提升空間。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強調加強新基礎設施建設，發展新一代信息網絡，擴大5G應用”。截至2020年6月底，近20個省(區、市)發布了新的重點基礎設施項目投資計劃，北京、山東、浙江等地發布了新的基礎設施行動計劃。在5G建設方面，截至6月底，全國5G共有40多萬個基站，建設速度和規模超出預期；在數據中心方面，2020年上半年全國數據中心招標超過1700個，其中湖北招標數量和金額居全國第一。賽迪顧問預測，到2025年，全國將達到5G數據中心累計新增投資規模將超過2萬億元，成為各地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重中之重。在產業指標上，數字產業集聚特征明顯，后發地區企業培育有所突破。我國數字產業發展的區域集聚特征顯著。在電子設備制造領域，珠三角、長三角、川渝產業規模優勢明顯；在軟件服務業領域，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產業規模優勢明顯；與軟件服務業相比，電子設備制造業總規模更大，區域分布集中度更高。從省份來看，廣東省在電子設備制造和軟件服務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江蘇以硬件制造為主，北京擅長信息服務業；在新疆、西藏、青海等數字產業化較弱的地區，數字產業結構一般以軟件服務業為主。企業方面，產業主體指標TOP10地區共聚集了747家ICT領域主板上市企業占全國ICT領域主板上市企業總數88.1%；共有92家互聯網百強企業，僅北京、上海、廣東就占據了近70%的席位；共有198家獨角獸企業，占全國獨角獸企業的90%以上，其中84家.3%集聚在TOP5地區。與此同時，近兩年中西部地區發展速度加快，河南、安徽等省ICT領域主板上市企業數量增長迅速；2019年，全國獨角獸企業集中在TOP十省，今年貴州、江西、陜西等中西部省份均實現零突破，中西部地區正在全面發力，不斷提高產業主體培育質量。在整合指標上，兩個產業融合發展相對均衡，R&D和設計深水區轉型空間巨大。2020年中國工業和信息化融合指標平均值為32.2.近一半的地區得分高于平均水平，標準差為8.一是整體發展水平較為均衡。其中江蘇、福建、廣東、安徽、浙江排名前五，引領中國工業數字化進程。從細分指標來看，生產設備數字化率、應用電子商務比例、關鍵工序數控化率三個指標在各地得分差異較小，得分較低的省(區、市)較少，說明我國數字技術和設備在生產銷售領域的應用水平相對成熟，為工業數字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相比之下，數字R&D設計工具的普及率和網絡協作企業的比例指標均衡性較差，部分省份得分較低，說明在數字R&D設計(微笑曲線上游)、數字協作(商業管理與協作)等工業數字化進程的深水區，企業轉型空間仍然很大，實現我國工業領域的高度數字化協作任重道遠。在環境指標方面，內陸地區發展數字商業環境，集約化建設成為未來努力的方向。廣東、山東、浙江等沿海地區的數字環境指標得分仍然很高，但內陸地區的后發勢頭不容小覷，河南、貴州位列數字環境指標之列TOP5.前15個內陸省份占據7個席位，包括四川、重慶、陜西、甘肅和江西。內陸省份迅速崛起，逐步打破沿海地區商業環境優越、產業資源虹吸效應顯著的局面，為內陸地區吸引和承接更多優質數字經濟資源奠定基礎。未來，隨著數字經濟的成熟發展，我國不同地區數字經濟發展的環境差異將進一步縮小，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將逐步彌合。與此同時，政府服務的數字化轉型也呈現出從網上辦到指尖辦的趨勢。截至2019年7月，全國已建成31個省級政府服務移動終端，各渠道發布21個小程序，覆蓋14個地區，主要集中在東部。App+小程序正成為政府服務創新的標準和藍海。隨著數字政府建設的逐步推進，如何實現地方政府服務門戶和移動App利用統一的數據源、統一的運營管理，減少重復建設、重復上傳和多級維護造成的資源浪費，是下一步要考慮和解決的問題。高地位不斷推動數字經濟優質發展，面對全球疫情大流行、經濟下行壓力激增、國際貿易摩擦等重大挑戰。各地區要牢牢把握數字經濟對社會經濟發展的疊加、放大和倍增效應，把數字經濟作為轉危為機的重要引擎。有鑒于此，賽迪顧問數字經濟產業研究中心提出了以下建議。第一，攻略科技創新制高點，實現產業鏈高端延伸。圍繞四個方向，針對產業基礎先進、產業鏈現代化的目標，加強基礎前瞻性數字技術研究，增加源頭技術供給，以基礎研究突破帶動領先原創技術、關鍵核心技術和戰略技術的重大突破，提升產業供應鏈風險抵御能力。深入挖掘數字技術價值，培育和發展新興產業，提高數字產業化水平，推動產業鏈和價值鏈向高端延伸。二是面向數字經濟主陣地，提高融合發展能力。立足實體經濟，穩步推進5G商業部署，加強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新基礎設施建設，深化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不斷推進產業數字化，擴大產業融合，重塑生產方式、服務模式和組織形式，增強實體經濟發展彈性，加強和擴大數字經濟。第三，順應數字治理的新形勢，促進數據要素市場的形成。順應數字經濟發展新形勢，堅持包容審慎的治理理念，創新治理方法，優化治理手段，完善治理規則，營造規范、有序、公平、競爭的數字經濟發展環境。加快完善數字經濟市場體系，確保數據安全有序利用，促進數據要素市場形成，引導科技、資本、人才等生產要素優化配置，實現數據流動協調發展。第四，規劃內外雙循環布局，深化一帶一路交流與合作。挖掘內需潛力，統籌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資源，提高國際合作水平和水平，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深化“一帶一路”框架下的交流合作，推動“一帶一路”成為各國產業協作發展的國際大平臺，構建“一帶一路”內外聯通的戰略大走廊，把握數字經濟時代我國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的主動權。作者介紹了劉旭、劉浩然、賽迪顧問數字經濟產業研究中心分析師。來源:2020年11月1日《中國戰略新興產業》(標題為編輯)